从阳明心学看江南国学的诗性特色
刘永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摘要：由于江南诗性精神的渗透，王阳明掩盖不了他的诗人本色。虽然他多次宣称排斥诗文，但他的种种情感无不流溢于诗中。这种诗性精神也使得王阳明的哲学充满了诗性精神。而这一切都体现了江南国学的诗性特色。
关键词：阳明心学；江南国学；诗人本色；诗性精神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与此相应，在宋明理学中与程朱理学相并列的陆王心学则是江南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陆九渊和王阳明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虽然陆九渊对于陆王心学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但还是草创，就像王阳明所说的：“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1]9只是到了王阳明，心学的体系才更为精深完整。而阳明心学又深深地影响了其后各种流派，因此可以说它是江南儒学史上的一座最令人景仰的高峰，也是整个江南国学中光辉的星座。阳明心学受中国传统儒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政治、伦理、道德的印记。但由于它的创立者王阳明从小生长于浙江余姚，在江南的诗性文化的氛围中长大，耳濡目染，他的性格中充满了一种诗性精神，这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阳明心学之中，使它通体焕发着一种诗性的光辉。由于阳明心学在江南国学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可以说阳明心学的诗性特色也反映了江南国学的诗性精神。
一 阳明心学的诗性特征
由于江南诗性精神的渗透，阳明心学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诗性特色，这使它与北方儒学的代表程朱理学（按：虽然朱熹为南方人，但他继承了北方学者程颐的衣钵，他的向万事万物中求理以及遍注群经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北方学者的气质，故而此处把程朱理学视为北方儒学的代表。）有显而易见的气质上的差别。
其一是它所倡导的狂者胸次。与程朱理学主张居敬、持静不同，王阳明对狂者胸次大加赞赏。如果说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北方儒学以种种礼节形成的条条框框束缚了人们自由的天性，那么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江南儒学则鼓励一种率性而为的狂者精神。《年谱》载：“（甲申年）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2]1291这是对曾点“咏而归”的像春游一样的美好生活理想的回应。这种对狂者胸次的推崇和身体力行在当时程朱理学的阴影下更凸显了其诗性的精神和气魄。这是江南国学对儒学的贡献。
狂者胸次还是一种超越了乡愿，为弘扬真理而勇往直前的精神。王阳明说：“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1]116王阳明讲述他的心学思想，当时维护朱熹的人群起反对他，甚至毁谤他，但他仍然坚持真理，决不做好好先生。他不在乎这些毁谤：“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1]103狂者把一切世俗的顾虑、计较和功利的追求都置之度外了。王阳明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2]1168这种真性情、真生命的精神为阳明后学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所继承，如王艮、王畿、罗心隐、李贽等都以狂著称，而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等文学理论也深受其影响。与北方学者的皓首穷经和北方文人的文以载道相比，这确实是江南国学的亮丽之处。
其二是它的直觉悟道方式。维柯说：“诗人们首先凭凡俗智慧感觉到的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学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所以诗人们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就是人类的理智。”[3]152简单地说，诗人们是凭直觉来把握世界的，哲学家是凭逻辑和概念来把握世界的。虽然王阳明是一个哲学家，但他的表达方式主要不是逻辑的推理和概念的演绎，他是靠诗人的直觉来把握世界的。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为反对专权的宦官刘瑾而被捕入狱，廷杖四十后被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正德三年春，王阳明来到了龙场。《年谱》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使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2]1228王阳明的悟道是“忽中夜大悟”，这是一种诗性的直觉悟道方式。
这种诗性的直觉悟道方式是一种向心求道的方式。王阳明认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理即是尽性”，他要求人们“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1]33-34
与此相关，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向万事万物中求理。他早年曾经和一位朋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于是一起格庭前竹子，结果两个人都病倒了，也没有格出竹子的理来。两个人都感叹圣贤是做不得的，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格物。“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1]120他还以事亲为例说：“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1]3
他还反对向繁琐的注疏中求理。他认为：“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1]11-12“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1]10学习圣贤的著作目的在得其神，知道圣人向心求理的意思，而不是学习里面繁琐的知识。“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1]9后儒妄加解释不过是画蛇添足。他论述朱熹说：“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什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1]28
朱熹可以说是向万事万物中求理的代表，而汉代的郑玄则是向繁琐的注疏中求理的代表。王阳明《月夜二首》其二云：“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1]787此联同时批判了两种学风。王阳明发扬了江南学者“清通简要”的一贯学风。
其三是比喻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言不尽意的哲学意蕴。劳承万先生在论述《易经》理论形态的诗性原则时说：“《易经》与美学理论相关的原则，一是拟象说，一是‘言不尽意’说。二者都是‘感官系统’把握世界的根本特征。”[5]8
王阳明的哲学中处处充满着生动的比喻。虽然比喻和拟象有很大不同，但在诉诸形象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比如王阳明把心比作明镜：“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1]12又比作日光：“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云去光已复矣。若恶念既去，又要存个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灯。”[1]99《传习录》里的比喻非常多，而且这些比喻都是信手拈来，随感而发，绝不是苦思冥想而来。阳明心学迥异乎玄学型的抽象理论形态，它属于具象型理论形态。
这种比喻的形象思维方式一方面明白易懂，比如徐爱听了王阳明把圣人的“其心纯乎天理”比作“精金之所以为精”，而把世儒从事物上寻天理比作往精金里掺杂了许多“锡铅铜铁”后，说：“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1]27-28另一方面，这种形象的思维方式还常常有一种言不尽意的哲学意蕴。《传习录》里记载了这样一则对话：“一友问功夫不切。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其麈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麈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麈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少闲，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先生旁顾曰：‘我麈尾安在？’一时在坐者皆跃然。”[1]109可见，致良知的道理是极为简单极为容易的，但同时又是极为精深极为微妙的。在另一次对话中，王阳明把它比作手掌中的纹理，人人明白易见，但要问他手掌上有多少纹理时，他就不知道了。[1]125这种言不尽意的哲学意蕴需要人用心去体会，亲身去实践的。这充分体现了其诗性特色。
二 禀赋了江南诗性精神的王阳明之诗人本色
阳明心学的这种诗性特色的形成与王阳明本身所禀赋的那种江南诗性精神有关。
古希腊有哲人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典故。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道德伦理的意味极为浓厚，他们最为尊崇经书，其次推崇以史明道，最看不起文士诗人。如唐代著名史学家、谱学家柳芳之子柳冕在《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要求“尊经术，卑文士”[6]，更为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也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7]即使不得已说到诗歌时，也把它看为载道的工具。所以朱熹把《诗经》里的情诗都说成是与政化有关。而宋明理学家的诗千篇一律、味同嚼蜡也正是这个原因。其实，王阳明身上也体现了哲学与诗歌的较量。在王阳明的宣言中，他是排斥诗文的。虽然他年轻时也以诗文驰名京都，但后来也表示后悔，他说：“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4]
在《传习录》里，王阳明也多次表示对诗文的排斥。如他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1]7“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1]32他论述《诗经》说：“《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本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溢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1]10又《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1]87“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1]88他还曾经有“诗诫”[1]752，不主张写诗。这一切言论，与传统的儒家学者何其相似。
但是王阳明所禀赋的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却使他在行动上违背了他的宣言。诗性精神深深地渗透到他的灵魂中，他主动投入到了诗歌的怀抱。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里，他的心学代表著作《传习录》共143页（第1—143页），而他的诗集则有144页（第655—799页，这还不算下册里收集的一些零散的佚诗）。诗赋中除《太白楼赋》是30岁以前的作品外，其余564首（其中6首为赋）都是他30岁以后的作品。这都是他在立志不做李杜韩柳而要做圣人以后写的。我们知道，王阳明早在20岁左右就以诗文驰名京师，所以他未收入集中的30岁以前的诗歌必定不少。如果不算他悟道前的诗歌，他在1508年龙场悟道之后的诗歌为440首。假使仅从他在赣州（1516—1519年）立“诗诫”时算起，他在立“诗诫”以后的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于1528年谢世）共存诗180首左右。这些诗除极少数味同嚼蜡的说理诗外，都是充满了真性情、真生命的真诗。如《归兴》其二：“归去休来归去休，千貂不换一羊裘。青山待我长为主，白发从他自满头。种果移花新事业，茂林修竹旧风流。多情最爱沧州伴，日日相呼理钓舟。”[1]784又如《后中秋望月歌》：“一年两度中秋节，两度中秋一样月。两度当筵望月人，几人犹在几人别？此后望月几中秋？此会中人知在否？当筵莫惜殷勤望，我已衰年半白头。”[1]792都是令人击节的好诗。看来王阳明年轻时候的诗名确非浪得。
王阳明不是一个不为外物所动的无情之人，掩饰不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8]的诗人本色。如果王阳明真像他《传习录》中所说的那样不为外物所动，那么他应该无论何种境况下都能处之泰然。相反，他的感情是一个时时因外部环境变化而起伏跌宕的人。《王阳明全集》中除赋外，根据王阳明生活地点的转变共收诗15辑。通读全部诗歌，我们发现，王阳明在未贬谪之前，没有经历沧桑，常常游山玩水，诗歌清新自然，常有隐逸之思。在牢狱中则感慨忧思，柔肠百转。谪居蛮方，则常怀念家乡，心向朝廷。建立功业之后则意气风发，心体光明。再次被起用后，看到人民的困苦，则忧国忧民之思溢于诗篇。他一方面在《传习录》里批评一位总是担忧自己眼病的学生“贵目贱心”，[1]36另一方面却屡屡在诗中哀叹自己“肺病足疮”。[1]794他在《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中说：“曰仁春来颇病，闻之极忧念。昨书来，欲与二三友去田霅上，因寄一诗。今录去，聊同此怀也。”[1]167固是他常兴发触怀。又《与黄宗贤》云：“得书，见相念之厚，所引一诗尤恳恻至情，读之既感且愧，几欲涕下。人生动多牵滞，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脱然也，奈何奈何！”[1]153正说明他多情善感。他的与《传习录》的不一致不能说明他的假，正说明他的真。他性格中的江南诗性精神冲破了哲理的桎梏。他在《罗履素诗集序》里道出了他的本色，他认为一个人的诗文是“其精神心术之所寓，有足以发闻于后者”的。[1]837
他禀赋的江南诗性精神使他在进行哲思时为诗歌留出了地盘，这种诗性精神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其哲思之中。他常常用诗歌的形式宣传他的良知学说，这样的诗有二三十首，虽然里面不乏干巴巴的说理之作，但也不少诗思俱佳的篇章。如《睡起偶成》二首：“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1]780写得诙谐有趣。又如《月夜》其一：“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1]787写得无我浑然。
由于这种原因，《传习录》中的语言也富有诗意。王阳明曾指着山中的花树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108这种渗透其骨髓的江南诗性精神使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冷冰冰的说教充满了人性的色彩和盎然的生机。
参考文献：
[1]王阳明全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王阳明全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黄宗羲.明儒学案[M].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
[5]劳承万.美学学科的两种理论形态[J].文艺理论研究,2006(6):2-10.
[6]全唐文[M].卷527.
[7]刘知几.史通[M].内篇自叙第三十六.
[8]钟荣.诗品[M].序.
See 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nan Traditional Learning from Confucian Xinxue
Liu 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Scienc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Because of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poetic spirit in Jiangnan, Wang Yangming cannot conceal his poetic character. Though he declared exclusion to poems, allsorts of his emotions was showed from his poems. This kind of poetic spiritmade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full of poet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lected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 of JiangnanTraditional Learning.
Keywords: Confucian Xinxue; Jiangnan Traditional Learning; Poeticcharacter; Poetic spirit
附录：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作者简介：刘永（1979—），男，山东微山人，上海师范大学2007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现从事中国文化诗学、都市文化学和江南文化研究。
信箱：200234上海市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07级文艺学博士 刘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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